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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参考

从最好的装卸工到横行市场的霸王

曾经是市场内手艺最好的装卸工

1991年,江津人王某全来到广州。1997年,他带着几个老乡在芳村花卉市场做起了搬运工。没过多久,凭借过硬的装卸手艺,王某全和老乡成了市场里的“红人”。“很多老板点名要他们装货,因为他们装的货损耗低,又耐长途运输,别人包的花运到目的地烂了一半,他包的完好无损。”

有了一定的名声和资本积累后,王某全不甘心只做一名装卸工,渐渐走上新的“发家之路”。

为了控制整个花卉市场的装卸业,王某全开始对进入市场的车辆进行人为的“限行”——对所有进入市场的其他车辆收取40~50元不等的“保护费”。不是所有的司机都乖乖就范,遇上不愿乖乖交费的司机,他们便会使用暴力威胁等方式强行控制。短短几年时间,王某全就和数十同乡垄断了花卉市场里的装卸生意。

2008年,王某全成立了广州市江津装卸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初期,“他们经常开着7、8辆小车去其他装卸场里逼人家入股,不愿意的就威胁恐吓,堵路乃至殴打绑架。”在芳村南丫桥底开了一家装卸场的李老板,开张没多久就迎来了这群“不速之客”。“他们来了以后,不仅恐吓那些装货的老板,还殴打进入我们装卸场的司机,没过多久,这里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

搬运工“定点”吃饭人均消费须过百

渐渐地,一些装卸场老板在恐吓之下被迫入伙,区域内的11个装卸场成了该团伙的“势力范围”,公司13名原始股东将其瓜分殆尽。每个月,三名大股东轮流去各个装卸场巡视,每一天各个装卸场的货款均由值班的股东清点入账,每一个装卸场均有特制的独立账本。从此,装卸场里的一切便尽在王某全的掌控之中。

王某全的牟利从定价开始。他对11个装卸市场中的搬运材料进行了统一定价,一根装卸使用的木棍,进价4元左右,却以10元的价格出售给需要装卸的货车司机。一张6米75度的遮阳网进价在100元左右,王某全以150元的价格强制出售;公司更贴出告示规定“自带遮阳网进场使用一律加收70元。”

除了统一搬运市场价格,王某全的触角范围不断扩大,开始涉足餐饮业和旅馆业。距离市场不远有两家饭馆,每天仅中午营业。“他规定市场里的搬运工只能在这里吃饭,而且人均消费必须满100元,吃不完也得照付。那些从外地来的货车司机,就只能住在他指定的那家宾馆里。”至此,王某全一条龙式的垄断链条已完全形成。在他被捕前,整个公司日销售额达到了100万~120万元,毛利润可达50万元。

成为家乡人大代表计划将身份洗白

2009年以后,公司的垄断基本成型,王某全的行业霸主地位稳固,整个市场有了一种低声下气中的短暂平衡。这时,王某全不再像最初那样“动不动就来点暴力”,每天40万~50万元的收益已足以支撑整个团伙的运作。

王某全开始收购市场里的商户。“一个商户投资10万元买的几亩地,每年可以赚20多万元,王某全把那些地买过来以后,每年只给商户6万元左右。表面上看,那些商户什么都不用做还拿钱好像是赚了,但实际上损失了不少。”

对于市场里的怨声载道和一些档主的投诉,王某全的公司也会适时作出一些回应和互动。2011年4月,几名客户投诉称装卸场存在多收客户材料款的情况,公司立即贴出告示表示已派人员到场处理,除退回多收部分款项外,还会对举报客户进行奖励,并提醒客户在装好花木后,及时清点核实货物的材料、规格和价格。

王某全的名字出现在了老家重庆市江津区的人大代表之列。他的案头书换成了《职业经理人:你以为你是谁》、《总经理成长手册》、《逻辑学》,公司办公室里的横幅换成了“力求一切做好,争取最大效益”。

知情人说:“看得出来,他已经想一步步计划将身份洗白了。”

事主实名举报揪出团伙

2011年11月,芳村花卉市场几名不堪其扰的档主来到荔湾区公安分局及广州市公安局联名举报,强烈控诉王某全通过软暴力在花卉市场长期欺行霸市的恶行。从2012年2月起,广州警方开始了艰巨的跟踪侦查工作。通过多个月的侦查,专案组掌握了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排查出具体的抓捕对象,摸清犯罪团伙的5个主要窝点等情况。3月17日,广州市、荔湾区两级公安机关摧毁这一欺行霸市犯罪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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