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河南打黑第一案，登封王松案件几百名受害群众中的一个。２０００年，就因为我们几个人去河边洗脚乘凉，硬被王松说成是偷鱼的。他们用匕首把我的手臂穿了个通透，手腕被打断，肋骨被跺断了五根，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身上那件汗衫被打得稀烂稀烂，血肉模糊。不光这样，王松还让另一个受害群众给我传话：“听说冯长庚想告状，是不是还嫌没挨够？如果还想挨打，我就派几个人守在他家门口，出门就打，让他孩子老婆出不了门。”听到这些话，我两腿发抖，全家人都吓得半死。

    ２００１年４月，我听说登封市公安局来了位女局长，叫任长霞，很有点刚正不阿、执法如山的气魄。但毕竟没见过面，不知道这位女局长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可对王松我是领教够了，万一到任局长那里告状不赢，我就更惨了。但是，不去告又确实咽不下这口恶气。后来，我找到另一个受害人王中央，商量了几次，才决定让他一个人先见见任局长，探探虚实。王中央去了以后，任局长看出了我们这些受害人的心思。她笑了笑说，如果没有什么说的就算了，以后想起来什么可以再说。后来和任局长熟悉了以后，她告诉我，说来之前对王松一伙的犯罪事实就已有所了解。来了之后，群众的一次次血泪的控诉，使她坚定了除掉这个犯罪团伙的决心。

    没几天，我就听说王松被抓起来了。这真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终于盼到倒苦水的时候了。我拖着病歪歪的身子，到公安局找任局长。走进局长办公室，我的心嘭嘭直跳，担心会碰钉子。但是任局长很亲切，像一家人一样随和。她听得很认真，不放过任何细节，同时还为我几年间受到的伤害伤心落泪。听完我的诉说，她用力地握着我的手说：“请你放心，我们已经抓住了王松，一定会彻底铲除这个犯罪团伙，再不会让他们祸害百姓。”她还叮嘱我要让乡亲们大胆揭发王松团伙的犯罪事实，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机关，团结一致向恶势力作斗争。说实在的，我一个乡下农民从没有和一个政府官员面对面讲过话，更没有听过这么多解气解恨的话。

    回村之后，我就向全村的老少爷儿们讲述了和任局长交谈的情况。当时在场的好多人弄清情况后，一下子都兴奋起来。有７０多名受害人要求我带他们一块去找任局长。当时，我的心中也犯嘀咕：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合适吗？人家毕竟是局长，咱老百姓说话不知深浅，万一话说得不得劲儿咋办？再说，我与她也只不过见过一次面，人家当局长，热情接待我，可能是出于礼貌，我也不能拿着鸡毛就当令箭啊。但是，大家的情绪已经调动起来了，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去。

    见来了这么多人，任局长就把我们安排到会议室，逐个地听大家反映情况，一边听，一边记，一边不时地询问着。她依旧是那么热情，那么认真。我心上的一块石头到这时候才算落了地，为我们这些老百姓找到了伸张正义的公安局长而感到高兴。

    过了几天，我们这些人再次向任局长反映情况，任局长发现七十多岁的王中央说话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任局长就问是怎么回事，王中央说他有气管炎。没想到就这么平常的一句话竟让任局长记在心里了。临走时，我们刚到大门口，一位民警手里提着一大袋药，一路小跑赶了过来，说是任局长特意送给王中央的，并一再嘱托药怎么用。从那位民警手中接过药袋子，我们那么多人都愣在那里，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感谢话了。

    ２００１年夏天，麦子熟了，任局长把电话打到我家里说：“老冯啊，麦子熟了，你和其他受害人联系一下，趁个星期天我组织民警给你们割麦去。”我手里拿着电话，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只听着她从电话那头催问：“怎么回事？咋不说话？”我不是不说话，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啊！我编了谎话说麦子今年成熟得早，都已收完了。任局长遗憾地叹了口气说：“是我工作落后了，以后有事要先给我打招呼说一声。”我连忙说：“中，中，以后一定。”说良心话，这是我活了大半辈子说得最满意的一句谎话。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５日，早上，一位朋友打电话说任局长头天晚上发生意外不幸而去了。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对着电话破口大骂：“你混蛋！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但我心里却一下冰凉，知道没人会开这样的玩笑。我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任局长啊，你没喝过俺一口水，没吃过俺一口馍，就这样走了，你不该呀……我立刻往登封赶，心想也许还能赶上见她最后一面。等我赶到登封时，大街上已被送行的人堵得水泄不通。我恨我自己，真想拿头往墙上撞，对这样一位好局长，在为她最后的送行中我却来迟了。(冯长庚)